小时候，老家的田野里随处可见“石骨泉”：大大小小的石头堆集如山。山样儿的“石骨泉”又散然成阵，硬硬的，冷冷的，贫瘠的土地上平添了几分荒凉。父亲说，咱老祖宗原是在水洼地边住的，长年涝灾使老祖宗决意搬迁，一咬牙就来到了这一片荒原，野兽出没，乱草丛生，杂石横陈。老祖宗迁移来后，扛着铁镐，提着荆筐，堆石成山，聚汗成泉，开垦出这一块块田，“石骨泉”就是老祖宗固化的汗！这倔老头要不是有一份蛮干，有一份执着，就没有那道道石岭，那块块梯田！老家的石头都是有棱有角、干硬粗糙，丝毫没有河石的温润圆滑，一代代老家人正是传承着老祖宗的倔强、实诚和呆板，像家乡的石头！

父亲说，家是党给的，党永远是咱的恩人。父亲平时沉默寡言，很少说话，但每句话都有份量！父亲这话是刻骨铭心的，父亲的童年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，老家山地脊薄，没有收成，全村仅有1户地广粮多，其他人家都要外出讨饭。爷爷有五个儿子，六、七口的人家仅有片瓦之地，民国三十年冬，我爷爷对我伯父们说：好好讨一冬，春节就不用出去了。可临到春节，家里仍一无所有，只好又出门讨生，大伯父和我父亲一组，爷爷、奶奶、二伯和四叔一组，各自求生。我几乎无法想像，雪花纷飞，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带着一个六、七岁的弟弟如何捱过严寒？共产党来了，全村解放了，父亲灾难性的命运结束了，分了房子，分了土地。

父亲说，人要知恩图报，咱永远得跟着党。历经磨难的父亲聪慧好学，用三年的时间读完了高小的全部课程，考上了县初中，1953年毕业，应征入伍，在北京短期学习了气象技术，1953年12月6日赴朝鲜抗美援朝，在朝鲜水丰镇驻守了8个月，荣立三等功，1954年8月1日归国。父亲退伍后，担任了老家的支部书记，大跃进开始了，举国上下大炼钢铁，村里也架起了炼钢炉，风风火火一片红，父亲幽默地说：“全乡那么多炉子，炼了一个多月，就咱村的炉子流出了铁汁，成了县里的典型。”父亲披红戴花，到县里介绍经验。会议期间，父亲趁空到了县气象站，站长早听说过父亲是气象专业人员，说啥也不让走了，于是父亲留下来干起了气象工作。1960年，全国开始下放人员，父亲被通知下放回家，原由是父亲没有人事档案，属于临时人员，父亲毫不争辩回家了。80年代，流行纠偏，母亲到县城为父亲讨说法，县人事局同意重新安排工作，母亲从县武装部找到了父亲的人事档案，送到了县人事局，从此又无了音讯；母亲再去县人事局问时，县人事局的答复是档案丢了，没法办了。父亲很务实、很坦淡，总是说咱在农村一辈子了，别给政府添麻烦。

父亲说，家是积起来的，啥时候咱都别大手大脚。父亲每次吃饭，碗里都干净得不剩一粒米，苦难中泡出来的人，对生活倍加珍惜。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班里要扎篱笆，我对父亲说需要几根洋麻杆，队里种的有洋麻，父亲便去生产队要了几根，我一看太细，很不如意，勉强拿着去学校，可越走越没劲，怕老师和同学笑话，干脆把麻杆扔了。父亲远远的看到了，追过去捡起来，陪着我到学校交给了老师。父亲很会包书皮，每学期我发了新课本，他都会找出一张旧画纸，把书皮包得整整齐齐的，写上我的名字，父亲的字写得很隽秀。可惜总是不到学期未，书卷成了油馍卷，书皮早无了踪影。1989年8月底，父亲送我去西南农大上学，第一次从山村来到山城，我迷得晕头转向，刚报过到，领完餐票，父亲就急着返程，因为当晚12：00以后的火车票要提价。天下着雨，送父亲淋到公交车上，我的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是泪！

2004年腊月，父亲摔倒在第一场雪里，当我赶回老家时，父亲早已不省人事。那一夜，我守着父亲，父亲的呼吸仿佛船行水上的浆声，渐行渐远，划向彼岸。那一刻，像儿时上学的我，回望父亲渐远的身影，孤单的感觉化作蒙蒙泪水！那一刻，像初入大学，公交站上，父亲淋着雨一句话没说，上车走了，留下儿子伫立街头！那一刻，父亲平平静静，走向归途，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却无法挽留失去的温度。我的父亲走了，却手把手留给我了“感恩、坦淡和素朴”。（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 王亚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