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清官”情结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情结之一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涌现出过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、刚正不阿、两袖清风的官吏，他们身上承载着百姓对政治清明的情感寄托。张伯行和焦裕禄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的两面“镜子”。

千里做官不为财

张伯行，清代名臣，著名理学家，1651年生于河南开封府仪封县（今开封市兰考县）。在这里，他求学、成亲、中举、治学，并在48岁时被恩师张鹏翮举荐告别家乡，历任山东济宁道、江苏按察使、福建巡抚、江苏巡抚、顺天乡试正考官、户部侍郎、会试副考官、礼部尚书等职。但无论身居何职，他都坚持俭以修身，过着朴素的生活，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。特别是其在任江苏巡抚时，一县令有求于他，送了一幅藏有金条的画，他发现后以回赠为由写了一幅字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”并将金条藏于其中退了回去，康熙闻此，亲书“天下第一清官”以示褒奖。

无独有偶，三百年后的1962年，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来到张伯行的家乡担任县委书记。在兰考工作的475天，他发出了“拼上老命大干一场，决心改变兰考面貌”的豪迈誓言，拖着病重的身体，团结带领全县人民从困难中探索出了一条希望之路，但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任何私利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道：“焦裕禄同志到兰考，不是为了做官，而是为了给人民谋利益。他之所以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、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，之所以深受人民群众爱戴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与老百姓心相连、情相依，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在于他视人民群众为衣食父母、诚心诚意当人民公仆。”

惩贪除恶正风气

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张伯行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时，该地贪贿成风，为整肃官场、激浊扬清，他曾写下《禁止馈送檄》一文，并将其悬挂在居所以及衙门前。全文是：“一黍一铢，尽民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即受一分之赐；要一文，身即受一文之污。虽曰交际之常，于礼不废。试思仪文之具，此物何来？本都院既冰蘖盟心，各司道亦激扬同志，务期苞苴永杜，庶几风化日隆。”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江苏乡试期间，因两江总督噶礼等人徇私舞弊，张伯行愤而上奏弹劾，在激烈交锋中，两人均被押京候审。但康熙并未偏听偏信，最终下旨：张伯行留任，噶礼革职。消息传出后，江苏官民额手相庆，更有万人进京跪谢皇恩，并上疏道：“天子圣明，还我天下第一清官。”

同样身处要职的焦裕禄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也是深恶痛绝。在其主政兰考期间，不仅坚决制止了装潢县委办公室的计划，严肃处理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，还亲笔起草了《干部十不准》，要求全县党员干部“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，请客送礼”“各机关、学校、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，都要以身作则，勤俭过节，一律不准请客送礼”“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”等。可以说，张伯行的《禁止馈送檄》与焦裕禄的《干部十不准》共同谱写了兰考廉政文化古今交相辉映的绚丽乐章。

一心为民显情怀

张伯行与空谈论道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仅笃信理学，而且笃行理学，并全力投入到为民做事的实践中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他任山东济宁道时，适逢严重灾荒，他一边命人从家乡运来钱粮，一边命人缝制棉衣，千方百计让百姓免于忍饥挨饿之苦，还积极响应康熙的命令，开仓赈济灾民，康熙赐他“布泽安流”匾额，以嘉奖其爱民之举。此外，出任福建巡抚时，他关心民苦，从江西调运大批粮食救济饥民，使福建的百姓没有因灾荒、饥饿而背井离乡者。1709年，他奉旨调任江苏巡抚，福建百姓痛哭相送，如失青天。后来，他因科场舞弊案被押解进京时，扬州百姓纷纷拿出自己的蔬果瓜食以表心意，并哭道：“公在任，止饮江南一杯水；今将去，无却子民一点心！”万不得已，他只拿走一捆青菜、两块豆腐，以表“一清二白”做人为官之心。

与张伯行一样，焦裕禄也把一心为民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。在兰考工作期间，他不仅深入到牛屋、饭场，深入到每家每户去了解情况，还坚持与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为了不让群众挨饿受冻，他四处求购粮食，并顶风冒雪亲自把救灾棉衣和粮款送到灾民手中。正因如此，焦裕禄逝世后，兰考十余万群众自发地披麻戴孝为他送行。从“天下第一清官”张伯行到“县委书记的榜样”焦裕禄，他们无不是从“一丝一粒”中严于律己，从“一厘一毫”里勤政爱民，都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。

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我们要始终坚持以张伯行和焦裕禄为“镜子”，正心修身，守住为政之本、绷紧自律之弦，干干净净干事、清清白白为官，不以权谋私、不损公肥私、不假公济私，始终做到廉洁从政、一尘不染，始终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。（焦裕禄干部学院  贾关青）